旅行本身曾经是一种反常的活动。浪漫主义者认为从根本上说自我就是一个旅行者——一个不断追寻、无家可归的自我，他归属于一个根本就不存在、或已经不复存在的地方；那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反差。他们认为这种追寻是没有止境的，因此目的地是不确定的。旅行从此成为现代意识和现代世界观的先决条件——是对心中的渴望和绝望的宣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潜在意义上的旅行者。

旅行的普及催生了旅行写作的新类型——悲观失望的文学，并从此与理想主义文学双峰对峙。欧洲人游历美国，希望在那儿过上新的、简单的生活；有教养的美国人返回欧洲，认识旧大陆的文明的源泉——通常两者都大失所望。自19世纪早期以来，欧洲文学界弥漫着对欧洲的厌恶。越多越多的旅行者纷纷涌向新奇的、西方以外的地方，这与早期的老一套的认识如出一辙：在更简单的社会里有纯洁的信仰和原始的自然，人们不知道不满（和它的文明）是什么。但是天堂总是难觅的。现代游记里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现代社会造成的破坏和往日的逝去——这是对一个社会每况愈下的写照。19世纪的旅行者注意到经济利益使像南太平洋地区这样的地方祥和安宁的生活受到影响。尽管旅行者做梦也不敢想象自己能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希望当地人能永远健康、性感，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不要去享受现代生活中的舒适。

一切事物的单调包围着我，就像我进了监狱。而今天是我狱中岁月中的一天。不过，那种单调只是我自己的单调。其实，每一张即便是昨天与我们相逢的人面，在今天也有了完全不同之处，因为今天不是昨天。每一天都是特定的一天，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另外的一天与之相似。只有在心灵中，才会有绝对的同一（尽管是一种虚假的同一），使很多事物与很多事物相类聚并且被简化。世界是由海角和尖峰组成的，我们的弱视症使我们只能看到四处弥漫的薄薄的迷雾而已。

我希望能够远走，逃离我的所知，逃离我的所有，逃离我的所爱。我想要出发，不是去飘渺幻境中的西印度，不是去远离其他南大陆的巨大海岛，我只是想去任何地方，不论是村庄或者荒原，只要不是在这里就行。我向往的只是不再见到这些人面，不再过这种没完没了的日子。我想做到的，是卸下我已成习惯的伪装，成为另一个我，以此得到喘息。我想要睡意临近之感，这种睡眠是生活的期许而不是生活的休息。靠着海边的一个木棚甚至崎岖山脉边缘的一个山洞，对于我来说都够了。不幸的是，我在这些事上从来都是事与愿违。

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不会有其他的法律，因为这条法律必须被人们遵从，没有造反或者另求庇护的可能。有一些人生来就是奴隶，还有一些人则是强制之下被迫为奴。我们所有人对自由怯懦的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的奴隶生活是如何与我们般配——因为一旦自由降临我们，我们全会将其当作一件太新鲜、太奇怪的东西避之不及。甚至，我刚刚表达了我对一个木棚或山洞的愿望，希望在那里解除一切事物的单调，也就是说解除我之为我的单调。我真正有胆量动身去那个木棚或山洞么？单调一直存在于我的内心，我知道并且理解这一点，我是否因此就再也不能从中解脱？到哪里都是窒息，因为无论我在哪里都是我在哪里，当整个事情与空气无关而是肺出了毛病的时候，我的呼吸还能在什么地方得到改善？谁说我情不自禁地呼唤着纯净的太阳和空旷的田野，还有明亮的海洋和广阔的地平线，而不再会惦记我的床或者我的食品，不会再走下八段楼梯来到街上，不再会拐进街角的烟草店，不再会对身边闲得无事的理发匠问候早安？

我们周围的一切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以它的血肉和生命的一切经验渗透着我们，就像巨大的蜘蛛之神布下的网，在我们轻摇于风中的地方，轻轻地缚住我们，用柔弱的陷阱诱惑我们，以便我们慢慢死去。一切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一切。但如果一切都是虚无，那么事情还有什么意义？一道阳光暗去，一抹突然间阴沉逼人的乌云移来，一阵微风轻轻吹起，寂静降临了，抹去了这些特定的面容，这些嗡嗡人语，还有谈话时的轻松微笑，然后星群在夜空中如同残缺难解的象形符号毫无意义地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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